实践真理论及其活灵魂（精选文档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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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实践真理论及其活的灵魂 ————读毛泽东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？》 作

　者：

　孙绍振

　作者简介：

　孙绍振，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，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。

　原发信息：

　《语文建设》(京)2021 年第 20216 上期 第 32-36 页

　内容提要：

　统编高中语文教材选择性必修中册选入毛泽东的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？》，其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立人的意义当为语文教学的最高宗旨，但至今尚未得到一线教师真正的理解。它在矛盾分析中提出问题，体现着实践真理论和辩证分析的最高境界。该文入选语文课本，其意义不仅仅在于重温当年反对教条主义的历史，实际上更是为青少年确立实践真理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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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词：

　统编教材/选择性必修/实践/理论

　期刊名称：

　《高中语文教与学》 复印期号：

　2021 年 10 期

　统编高中语文教材选择性必修中册选入了毛泽东的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？》。这篇文章表面上是议论文，难度并不太大，但是其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立人的意义，当为语文教学的最高宗旨，至今尚未得到一线教师真正的理解。学术刊物上的解读文章寥寥无几，网上的说课、教案

　实际上是将其当作一般议论文。不少解读和教学设计不约而同地从形式逻辑出发，把教学重点放在论点的“论证”上，完全没有意识到该文所在单元乃是真理论的世界观、方法论的辩证逻辑的具体分析。这一单元的教读课文是这样编排的：

　 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/恩格斯

　 改造我们的学习/毛泽东

　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？/毛泽东

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/《光明日报》特约评论员

　 这一单元具有明显的系统性。恩格斯《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》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英雄人物出现的偶然性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，因而是必然的。毛泽东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主题为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原理，用到中国来，只是行动的普遍性指南，不是教条。它必须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性相结合，特殊性是对普遍性的丰富和深化。教条主义者生搬硬套，自命为“钦差大臣”，好像拿到了圣旨，对中国革命瞎指挥，导致革命损失重大。早在 1930 年，毛泽东就在《反对本本主义》中说，马克思主义的“本本”当然是要学习的，但光凭“本本”，脱离革命实践，是“最危险的”，有的还成了“叛徒”[1]。照搬经典“本本”却犯了错误，那么比“本本”丰厚的正确思想应从何而来呢？毛泽东的回答是，正确思想，也就是真理，是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实践中来的。在三十多年后，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？》把反对教条主义提升到了真理论、方法论的哲学高度。又过了十多

　年，《光明日报》特约评论员写的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在历史转折重大关头，对这一思想的及时发挥，成为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号角，实践真理论成为我们的立国之本。

　 阅读这样的文章，最高目标不仅仅在于重温党的思想建设历史，亦不在于记诵其中的原理、警句，更重要的是让新一代从中学习其立场、观念和方法。立场是中国主体立场，观念是实践真理论，方法是对一切问题具体分析。作为课文，这是经典中之经典。落实到议论文，是辩证法的具体分析。这一方法不但是新时期立国之本，而且是青少年立命立魂之本。在面临西方纷至沓来的教育思潮时，我们亦当以此为准则，开放、批判地吸收，总结基础教育改革以来的经验和教训，建构中国教育思想体系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这篇文章具有重新启蒙的划时代意义。

　 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？》体现着实践真理论和辩证分析的最高境界。很可惜的是，这一切没有得到充分透彻的理解。

　 一线教师大抵停留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，不约而同地称本文、本单元、本册的教学“重点是论证方法”。他们心目中的“论证”就是根据论点，选择与之相一致的论据。论据分为事例和事理，比较聪明的教师把重点放在“从事理上进行层层深入的论证”。这里包含着两个关键：第一，“事理”；第二，“层层深入”。怎么实现这两个步骤呢？几乎所有的教案或多或少地提到了“分析”。其中一则这样说：“从论证结构看，本文可分为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提出问题，第二部分分析问题，第三部分解决问题。”但是，教案中的分析在具体操作时却成了按“引论—本论—结

　论”来划分段落大意（自然段落或组合段落），然后将其联结起来。这明显既未分析，亦没有层次可言。有些教师似乎不满意，乃将“分析问题”归结为“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上”着眼。这应该没错，但读者期待的是怎么分析，下文却是“论述人的正确思想形成的过程”，这就把“分析”变成了“论述”。这说明教案的编写者并不明确：第一，分析和论述的差异；第二，分析论述和论证的关系。

　 论证是先有论点（命题），然后选择与之相应的事例事理，在局部的论述上，是有道理的，是必要的，与论点不合，就无法论述。而严格说来，其功能并不是论证，充其量只是说明。论证最起码的要求是全面性，而选择事例、事理，本身隐含着：第一，选择与论点一致的事例和事理，就意味着排除与之不相符的事例和事理，肯定是不全面的；第二，段落大意的联结、延续，只能是单层次的平面滑行，而层次，顾名思义，不是平面的，是深化的进程。至今教科书上关于议论文的理论仍然停留在形式逻辑上，依据这样的理论，很难真正理解文章的世界观（宇宙观）和方法论高度。

　 从世界观来说，毛泽东在《矛盾论》中说一切自然、社会和人的思想都是矛盾（对立）的统一。分析的对象，就是矛盾。从方法论来说，“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，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，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”[2]。

　 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？》一文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分析。一是在统一的表面揭示矛盾；二是在矛盾中揭示其在一定条件下向相反方面

　转化。不管是提出问题、分析问题，还是得出结论，都以矛盾为纲，在矛盾中进行，不断提出与论点相反的观念或事例，在矛盾的转化中，从正面到反面，再综合出新的观点。这就是辩证法的思维方式，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就是这种正反合模式作螺旋式上升的典范。正是具体分析的彻底贯穿，使得文章具有“活的灵魂”，“活”就“活”在分析不止，观念不是停留在初始的命题上，而是不断向表层以下层层深入。

　 就笔者所涉猎的教案和解读来看，讲分析，却不知道分析的对象是事物、事理的矛盾，更不知道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相反方面的规律。许多教师并不明确，分段是表面的现象罗列，正是毛泽东在《反对党八股》中强烈反对的甲乙丙丁、1234、ABCD 此类“开中药铺”式的排列。而分析的对象“矛盾”不在表面，它是隐性的、内在的，是深层的，这不仅是方法论，而且是宇宙观。

　 其实，本文就是提出问题（文章的主题），也是在矛盾中提出的。

　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不是。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？不是。人的正确思想，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，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、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。

　 提出论点，不是简单地宣布，而是从分析中抓住了矛盾的两个方面。《反对党八股》中说：“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，不然，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，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。”[3]毛泽东提出论点，是在世界哲学史上千头万绪、五花八门的哲学思想中，抓住了主要矛盾，从相反的两个方面提出：“天上掉下来的”，是客观唯心主义，如黑

　格尔的绝对精神；“脑子里固有的”，是主观唯心主义，如陆九渊心学观“吾心即是宇宙”。这就非常简明又非常深刻。真理既不完全是从客观来的，也不完全是从主观来的，将客观与主观相互矛盾的两方面都排开了，真理是从实践中来的。实践是人的主观作用于客观，是把主观与客观的矛盾统一起来的条件。

　 这是文脉的第一层次。

　 文章往下写，接着分析矛盾，其中隐含着对新矛盾的回答，人的主观和客观统一了，主观和客观是平衡还是不平衡呢？答案是不平衡。归根结底，主要方面还是社会存在，即客观是主要的，正确思想只能是客观的反映，所以说：“人们的社会存在，决定人们的思想。”这是有哲学理论根据的。毛泽东在《矛盾论》中说：“无论什么矛盾，矛盾的诸方面，其发展是不平衡的。”“矛盾着的两方面中，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，他方面是次要的。其主要的方面，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。事物的性质，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。”[4]正是在这样的哲学基础上，毛泽东才指出，人的主观思想与社会客观的对立，客观存在是主要的。这就是认识论中最根本的原则：存在决定意识。

　 这是文脉的第二层次。

　 第二层次和第一层次，不是段落大意那种平面的拼接，平面的拼接是谈不上层次的，层次是从属性的、连锁性的、系统性的。第二层次是第一层次内在矛盾的分析的深化。文章接下去说：

　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，一旦被群众掌握，就会变成改造社会、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。

　 这里又提出了矛盾的另一层次：正确思想属于精神范畴，改造社会的力量是客观的，属于物质范畴。精神转化为物质，有个条件，那就是“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”，就转化为客观的革命的力量。

　 论点又深入了一层，这是第三层次。

　 文章接下去又揭示了“思想”这个范畴存在的矛盾：感性认识还不是思想，要转化为思想需要量的积累，用哲学的语言说是“量变”，量变到一定程度就发生了质变，感性认识就转化为理性思想。认识的这个阶段是“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，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”。

　 这是文脉的第四层次。

　 但是，矛盾分析还没有结束，新的矛盾提出来了：思想是有了，但文章的主题是人的“正确思想”，经过所谓事例和事理“论证”过的，写到了权威的、经典的“本本”上的，成为政策的，是不是就能算正确思想呢？是不是还可能不正确呢？文章说这样的思想“还是没有证明的，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”，也就是说，还可能是有错误的。为什么呢？这里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，那就是理论不能证明理论。马克思在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》中这样说：

　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，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，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。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，即自己思维的现

　实性和力量，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。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，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。[5]

　 因为语言作为声音和符号的局限性，理论不能全部表达无限的感性经验。就是形式逻辑的概念、判断、推理，也要牺牲极其大量的信息，这是经验上升到思维的必要代价。但是思维的初级形态免不了具有片面性。谚语说，理论是苍白的，生活之树常青。正因为这样，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理论，其正确性不能由理论本身来充分证明，理论只能由实践证明。毛泽东概括人的社会实践，除了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，还特别增加了科学实验。原因在于，哪怕是自然科学的理论，即使取得了数学的证明，在没有得到实验证明之前，都只能是假说。实践可能证明，也可能证伪。

　 文章说，人们在实践中形成了思想、经验，还只是认识的第一阶段，其特点是由物质到精神，而这只是矛盾的一方面，矛盾的另一方面在于，形成的思想、经验还可能是错误的，因而要“放到社会实践中去”，“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，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”。这是认识的第二阶段，其特点与第一阶段由客观到主观相反，是从主观到客观（物质）。

　 这两个相反的认识过程，是矛盾分析的第五个层次。在这个层次中，两个质变也并不是平衡的，实践是第二次质变，这第二次飞跃“意义更加伟大。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，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”“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”，因为“认识世界的目的，只是为了改造世界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”。解决中国的问题，全部过程就是矛盾的过程：“由物质到精

　神，由精神到物质”，而且不是一次性的，“由实践到认识，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，才能够完成”。

　 这是矛盾分析的第六个层次，是文章最为深刻、最为关键的层次，也是文章的主题所在。这样，结论就顺理成章了：“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，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。”

　 《光明日报》特约评论员的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已经把实践真理论说得那么雄辩，成为改革开放的进军号角，为新时期的思想解放提供了理论基础。然而，许多教师的解读和教案还是违背具体分析的基本原理。

　 当然一些聪明的教师都接触到了“辩证”思维，指出文章对“有关问题进行辩证的分析，不搞片面性和绝对化”，这应该是不错的，但是接下去说“文章第一部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正面论证”就有问题了。如果作者对辩证思维有起码的了解，则第二部分如从反面论证，还可能接触到辩证法的对立面的分析，可形式逻辑的“论证”的观念却鬼使神差地又把思路引回“例证法”上去了。作者的意识边缘出现了“正反对照关系”“从正面、反面的论证推进到正反两方面”，但性质是什么呢？即使推进到了分析矛盾的辩证法的边缘，结果却又退回到“对比论证”上去了。

　 这样的错误令人扼腕，原因在于，从理论上讲，这种“论证”即使是“对比论证”，也不是分析。分析的矛盾是内在的，是事物本身的，无须也无从选择，而论证的对比材料是从外部选择的。在《反对党八股》中，对于党八股来源的分析，并没有从外部去选择什么正例和反例，而是分析

　五四运动“本身”：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、老教条，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，产生了新八股、新教条。矛盾转化的条件不在外部，而在内部，在其“本身”：

　 他们反对旧八股、旧教条，主张科学和民主，是很对的。但是他们对于现状，对于历史，对于外国事物，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，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，一切皆坏；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，一切皆好。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，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。

　 走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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